生命在失落處轉折
生命中的斷裂、失落與衝突
成人學習與生命轉折
學習與改變容易嗎？
社會變動與成人學習─兩種不同理論之比較與討論
一、前言
探討成人在失落感及人際衝突中學習歷程的動機，是源自於我對台灣社會歷史文化發展的觀察與了解。
台灣近代歷史的一個特色是，在過去百年中經歷了兩次政權轉換─由滿清到日本統治，再由日本統治到中華民國。雖然這二次的政權轉移在歷史、文化上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但相同的是，每一次的政權轉移都對先前既存的政經制度及語言文化政策做了大幅度的變革。對生活在當代的成人來說，政權的轉移帶來了對既定的，他們原已熟悉的社會文化政策、生活型態甚至行為習慣的改變。換言之，「不連續」成為這種社會變動中的生活特質。在這種生活的斷層與不連續中，成年人所面臨的一個根本的生存危機就是：如何由生活的不連續及可能引發的失落感中重新建立起一有意義的生活？另外，在一個歷經變遷的社會中，不一致的生活方式、價值理念及行為習慣的存在乃是一必然的現象。由文化融合與創造的角度來看，相異的思考方式與行為習慣都是生活中豐富的素材；但若單純由維持社會表面的和諧與平穩來看，這些差異性都可能被視為具有威脅性的潛在衝突。
近五年的台灣，明顯地正經歷著過去四十多年所未曾有過的社會變動。各項社會運動、個人或集體的抗爭與自救行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過去四十年潛藏壓抑著的社會動力不斷地在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範疇中展現出它的力量。台灣當代成人，無可避免地都經驗著社會變動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台灣社會能否在未來數年內重新尋找到整合各種社會動力的方法與途徑，是一個關乎我們生存及發展的重要主題。這篇論文是一篇文獻探討的報告。研究者選擇了西方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範疇中論及社會變動與成人學習的二個理論，加以整理介紹和討論。希望經由對二理論架構的整理建立一暫時性的了解架構(a frame of understanding)來探討生活在現階段台灣社會中的個體與社會變動的互動歷程。
二、失落與改變：彼得‧麥瑞斯的社會關係重建理論
彼得‧麥瑞斯(Peter Marris)的理論反映了在不同研究中他所賴以分析及描述事物的思想模式。做為一個研究者，麥瑞斯曾在不同地區做研究，他的研究主題包括以倫敦寡婦為對象的喪偶影響，美國與奈及利亞的貧民窟清除運動(slum clearance)，以及美國的社會改革實驗。在這些差異性極大的研究中，麥瑞斯發現自己的注意力被一些相似的主題所吸引；而他對這些相似主題的分析與了解，逐漸的形成了一個具一致性的、解釋性的理論架構。做為一個社會科學家，麥瑞斯並不只是觀察及分析他所看到的現象，他同時也反省自己的思考歷程。在「失落與改變」(Loss and Change)一書的前言中，他說道：
「我希望由研究經驗中綜合出自己的一套想法，這應不至於是一件十分自我中心的行為。對我來說，不同的觀察者如何看一相同的主題與同一觀察者如何觀察許多不同的主題，是一樣值得探究的。對一個研究者來說，在他所做的不同研究中，一貫而且一致的解釋乃代表他潛在的思考模式。如果這個思想模式能夠呈現及溝通出來，它就能開放的接受他人的批判及檢證」(P.4，1975)
吸引麥瑞斯注意的主題有：成人生命歷程中關鍵性的轉折；當個體為了保護或重獲人際關係中一有意義的模式而掙扎時，他對「改變」會有的焦慮；?當個體經歷如喪偶般的傷痛經驗時，抑制或妨礙他能直接適應生活的一種具有矛盾特性的心理反應。他的理論代表了他為了探究人類面對改變時的掙扎所做的一種持續性努力；他嚐試描述這種掙扎的心理歷程。在麥瑞斯的觀察中，這種掙扎同時發生在個人和社會兩個層面中。在個人生命中，這種掙扎的形式便是成人生命中關鍵性的轉折點；而政治與社會運動即為社會的此種掙扎形式。麥瑞斯由描述人的自衛的掙扎過程開始了他對成人生命中關鍵性的改變與轉捩點的探討。最後，基於他對改變與失落的認識，麥瑞斯對如何處理社會改變提出一粗略的設計。
1.吸收現實的保守衝動
做為一個關懷社會變遷的科學家，麥瑞斯用「保守」來描述當一個成熟的人遭遇了那些無法被自己的解釋結構所解釋的經驗時所產生的後果。首先我們必須了解麥瑞斯所謂的「保守衝動」與政治保守主義之分別，雖然政治保守主義也可以被理解為人們是如何將他們的保守衝動制度化了：
「當我談到保守衝動時，並非指政治保守主義，而是指為了逃避去重組自己所不能吸收的外在經驗時人的一種適應的傾向。」(P.4,1975) 進一步的澄清可以從下面的談話中了解到：「保守主義可以說是一種企圖，它使既存的行為規範及為它們辯護的原則更為固定化；但更根本的來說，它是任何情境中的一種生存條件，即便在最劇烈的創新或變化中，它都存在著。」(P.5,1975) 麥瑞斯「保守衝動」的概念使我們看到他對個人心理歷程的了解與他對社會結構分析之間的一個重要關連。這種對個人的心理歷程與社會結構間關連的重視是麥瑞斯學說的一項重要特點。
（一）「學習」的概念
麥瑞斯是如何解釋他在觀察人類行為時所發現的保守傾向呢？他描述它像是一「根深柢固的衝動」(deep seated impulse)，而且它是我們每個人由生命經驗中學來的。麥瑞斯認為，有一個「學習的累積過程」(cumulative process of learning)，也就是我們藉由將新經驗加以歸類而將一舊情境中的經驗移轉到一新情境中的歷程。麥瑞斯形容「歸類」(categorization)是我們能由經驗中學習的一種能力：
「由經驗中學習的能力有賴於一解釋系統的穩定性；我們用它來預測將發生事件的可能模式。我們吸收新經驗的方法是將一新的經驗放置於一熟悉、可信賴的脈絡之中，而這一脈絡(context)是我們一向用來建構現實的。到後來，這個結構反過來不僅只是依賴於事件的規則性，而且也有賴於事件所代表之特定意義而存在著。」(P.6,1975) 所以麥瑞斯所謂的保守的傾向是人們企圖用舊有的方法來解釋新經驗的一個學習歷程，他進一步的說明，新經驗的歸納是下二變數的交互運作歷程：「熟悉的、可信賴的現實建構脈絡」與「經驗的本質」（如事件的規則性）。此二變數互動的結果使我們賦予新經驗某些特定的意義；這些意義是我們的反應或行動的基礎。麥瑞斯指出並界定了「熟悉的現實建構情境」是他的一大特色；因為所有的學習，不論它是多新奇或奇異的經驗，都得藉由這樣一個學習脈絡而被個體所吸收。我們十分依賴這些我們熟悉的、既存的知覺組織結構，因為「若對發生的經驗沒有一些解釋的話，我們是無法行動的；而且為了要去解釋，我們又必須先將它與過去某些熟悉的經驗相連結與配合」( P.8,1975)。因此人們的保守傾向是根深柢固的，因為它涉及了決定我們學習的組織性結構。它像是一種衝動，因為很可能的，我們會去防衛自己過去所學習的經驗的效度。但是光只是「既存的知覺組織結構」這個概念還不足以使我們了解到「根深柢固的衝動」這個訊息的全貌；下面二個有關學習的概念也是相同重要的──鞏固過程 (The Process of Consolidation) 與社會結構的平行發展 (The Parallel Development of Social Structure)。
(1)鞏固過程
當麥瑞斯用「累積」這個字眼來形容人的學習過程時，他暗示著既存的知覺組織結構有一形成歷程，這一形成歷程被麥瑞斯稱為「鞏固過程」(The Process of Consolidation)，這樣的一個鞏固過程發生在一熟悉的現實建構的脈絡中。我們有必要先了解麥瑞斯對「脈絡」(context)的描述：
「……感覺的習慣，言行的準則，情感的附著以及行為的目的都存在於一脈絡當中，其中特別以情感的附著是最為獨特的，因為它們使生命有意義。這些行為的目標，情感的附著是不可能在毫無焦慮的情形下由一個脈絡中疏離出來的。」(P.10,1975)
麥瑞斯所描述的這個「脈絡」是個體賴以去感覺、思想及行動的一既存的方式。稍後，麥瑞斯形容它是「得到獎勵而逐漸鞏固了的系列行為」(P.149,1975)麥瑞斯的意思是指當個體以某一特定的行動方式來回應現實時，某些特定的目標達成了，而且某些特定的情緒需要也被滿足了。簡言之，他描繪出我們習慣性的行為模式，若討論到這些習慣性行為模式的形成歷程，麥瑞斯十分看重「情緒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在這些結構的鞏固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P.9,1975)，他認為這一點是他的理論有別於皮亞傑(Piaget)的「吸收─適應」的理論(assimilation accommodation paradigm)對「情緒依附」這是一個主要的概念，麥瑞斯賦予它一角色：
「……意義是在一特殊關係及環境的脈絡中學習來的。人類學習意義的脈絡在一出生時就可發現，我們對意義的學習發生在我們與養育我們的成人的關係之中；而成人們的經驗則是在他們所成長的社會中所形成的……。
對一個成人來說，要重新建構極不同的形式來看待生命是一件緩慢、痛苦和困難的事情。……由這個觀點來說，我們全都是十分保守的，而且一旦我們所持有的基本假設以及附著的情緒被挑戰到了，我們立即會感受到威脅。這種威脅感是十分真實的，因為這些（依附）是我們所賴以預測自己與他人行為規律的原則」(P.11,1975)。
正因為對我們來說，失去我們所慣以獲得意義的目標與情緒的依附是非常有威脅感的，我們便設法去運用某些技巧以鞏固情緒的依附，這些技巧及情緒的依附使我們能處理新的經驗，而不致感到威脅。像這一漸次鞏固的學習過程所帶來的結果，是一逐漸結構化與整合的「意義脈絡」(the context of meaning)「意義脈絡」是由幼年逐漸轉化形成的，當它一旦形成之後，任何新的、具威脅性的強烈改變均將引發我們「心理未整合的害怕(fear of psychological disintegration) (P.17,1975)簡言之，人的意義結構決定了人們如何建構他們的經驗，因為，它影響了個體由他過去經驗而歸納出來的，用來解釋新經驗的抽象原則的能力。個體不斷運用這些抽象原則來解釋新的體驗，以試驗它們的有效性。如果在對新的經驗的解釋上，這一能力並未能如預期的發揮功能，那麼我們仍是會忽略而不去意識到那些我們無法理解的經驗。因此麥瑞斯認為人有二種不同的學習方式：
「第一種是學習的延伸，第二種是經驗的限制；這二種方式均反映了個人是如何持續不斷地使生命變得更為智慧。」(P.17,1975)
這裡是麥瑞斯發展他的主要概念「意義結構」的一轉捩點；「意義結構」概念事實上是描繪了人們如何建構他們經驗的學習過程。但麥瑞斯付出較多的注意力來了解「意義結構」對個人及社會的影響後果，而非像皮亞傑(Piaget)一樣的去探究認知結構。(Marris,1975)雖然麥瑞斯提出了他對學習的看法，但他自己也承認他的理論是不成熟的；他坦承自己未能發展出更好的學習理論：
「要企圖賦予『保守衝動』或『意義結論」一精確的心理學習理論是不成熟的，除非這些有關人們學習的理論有更高度的發展。」(P.8,1975)不過，當麥瑞斯一方面承認自己的學習理論尚未成熟發展時，他將「鞏固學習過程」此一概念由個人心理分析的層面上延伸到他對社會結構的分析上。
(2)社會結構與平行發展
對麥瑞斯而言，在個人意義的鞏固過程中，情緒的附著扮演了一主要的角色；而同時在社會結構上亦有一平行的發展來保護個人的意義結構，他說：
「一平行的鞏固在我們對生活的安排與安頓中發生，我們對自己生活的安排表達了某些特定的目的與意義。」(P.10,1975)在他的書中，對貧民窟清除運動的討論即為一例，這說明了他應用社會結構「平行發展」的概念來分析社會運動。這一概念，事實上就是個人鞏固學習過程的延伸，也更說明了人的「保守運動」不僅在個人行為上，同時也在社會改變或社會運動上是可被觀察到的現象。
(二)意義結構
基於上述有關學習的概念，麥瑞斯建構了意義結構這一重要的概念。麥瑞斯認為人的意義結構組織了個體現實經驗中三方面的關係：各種事件間的連結，這些事件與連結所引發的情緒，?它們所隱含的行為目的。(1982,Marris)簡言之，意義結構的主要功能在於它們提供了一解釋的框架，幫助我們以明確的方式來組織現實(reality)，如果我們接受意義結構此一抽象的架構，那麼我們該如何去瞭解它是如何運作的呢？麥瑞斯認為意義結構是只能人工化的被分析、分解成因果、情緒或是意圖結構等因素，而意義結構本身是一個自我回省的整體(self-reflexive whole)。這裡的意思是說，個體運作此一抽象存在的概念結構，發展出他對經驗的一種解釋；而意義結構是完形的、整體的在運作著，至於意義結構的各種因素則是研究者去分析、說明它時所賦予的。意義結構完形的特質是麥瑞斯所發現的一個特點，而且意義結構的完形功能最易被了解。前述的學習概念可以說明當我們探究為什麼人們有的時候很有信心的採取行動，有時則否時，意義結構是如何經由我們可觀察與分析的特殊系列的行為在運作著，但這卻不能解釋為什麼在一定時刻我們信心十足地行動著，有時卻是即便我們已經知道該如何去行動而仍十分猶豫。意義結構的完形功能則對意義與行動間的關連提出一說明，麥瑞斯認為：
「意義最好是被視為一整合的，整體的結構；它是我們由生活經驗中逐漸引申建構出來的，依靠它，我們也才具有行動的信心。所以，當我們可以影響外在發生的事情時，我們傾向於去培養那些符合那個解釋結構的人際關係；相同的，當事情不能被既有的解釋結構所消化時，人們會如何做，以及他們的做法是有助於還是阻礙了他們信心的恢復，就得視重新形成或恢復意義感的過程是如何被完成的。」 (P.6,1982)
簡單的來說，意義結構做為一個整體時的功能是，它提供了使我們對所發生的經驗意義化的一解釋的架構；而且，基於我們的解釋，我們採取行動。麥瑞斯由「意義與行動整合」(meaning-action integration) 的觀點來了解人類的行動，使得麥瑞斯的理論有別於其他的學習理論，因為他並沒有談到個人如何能獲得可欲的行為或是消除不可欲的行為。麥瑞斯談到的是引導個體去尋求或是實踐他的行動的是什麼。這些行動帶給個體新的經驗與學習，但重要的是，它們給了個人生命一種意義感。由麥瑞斯的理論發展過程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他逐漸將重點放到意義與行動的關連上去，而不再討論他的學習理論。我們可以說，麥瑞斯對意義結構完形功能的創見引導他更深入的去探究行動的領域，也使得他的理論更具有實踐理論(theory for practice)的特色。
2.消化現實的復元歷程
(一)失落／不連續（中斷）危機
要瞭解麥瑞斯對人的改變的看法，有一點認識是要先注意到的，那就是麥瑞斯所討論的「改變」不是一般所謂的發展性的改變 (deve-lopmental change)，而是失落的改變(the ch-ange of loss)。麥瑞斯認為失落的改變不同於發展性改變的是，前者很根本的威脅到我們的意義結構的整合性；而當此種威脅發生時，我們會經驗到「中斷（不連續）的危機」(a crisis of discontinuity)(P.24,1975)。稱它為危機，意指它引發我們面臨心理未整合時所會有的深層的害怕（失去自我的害怕）；而在面臨這種深層害怕的同時，又得完成如何在失落中重新整合過去已學習到的目標與情緒附著這一項困難的工作。麥瑞斯描述這種分裂性的改變時表示：
「喪痛是一種人類的情感，它發生在個體原本認定的主要目標被打破時，或是情境非常令人困惑而使人無法將自己的目標依附在其中，或是由於生活中不同層面的不一致，使得目標本身產生矛盾性。在前述情況中，會產生的危機就是我一直嚐試去描述的形式……因此，目標失去了定向是引發深層焦慮的來源。」(P.148,149,1975)
(二)努力渡過哀傷
對麥瑞斯來說，哀傷是我們都共享的一種深層的人類感情，因為它看來是人類在面臨「失落」(loss) 時的一共同反應；因此麥瑞斯所掌握及描述的人們如何努力地走出哀傷的過程，就變成了解人的改變歷程的重要資源。失落的矛盾與衝突的轉化是此一過程得以完成的主要概念。
(1)失落的矛盾
與一般對哀傷的羅曼蒂克式的了解相反的是，麥瑞斯發現：愛，並不能解釋哀傷。當人們哀悼失落時，一個根本的喪痛危機產生，但它並不是來自失去他人，而是來自失去自我。哀傷的強度與投入強度的相關性，要比與愛的相關性來得高。麥瑞斯對失落矛盾性的探究，使我們對人的生命有了另一層深入的了解。麥瑞斯認為人面臨失落的矛盾心情，表達了他身處於過去與未來之間的複雜的心理衝突。人們對失落的矛盾，可以說是一種形式，藉著此一形式，個人在先前關係中被滿足的目標及情緒依附經驗到了一個嚴重的打擊；自我投入的突然中斷，動搖了個人生活的價值感。這都引發了個體對失去自我的深層害怕。當一個人被這些自我及他人混雜的感覺所衝擊時，兩個矛盾的衝動(impulse)因而產生：「回到過去（未失落之前）」以及「到達一忘卻過去的心靈狀態。」(P.29,1975)，而哀傷正是人們心中這兩種矛盾衝動相互掙扎的一種表達。在這裡，我們又可以看到麥瑞斯先前所描述的保守本能在個人生活中扮演了維持一熟悉的例行規律的角色；不過，有一點不同於先前的是，失落（死亡或消失）是一根本的事實，它切斷了任一後路，而引發了一生存的本能，即重新建立關係中有意義的模式。在這裡，麥瑞斯認定的是，人們在失落中會經驗到一深層的衝突；哀傷則是人們處在下面兩種矛盾衝突中的一種表達──「將過去生活中有價值的、重要的體驗整理與保存而不至於失去；同時，在人際關係中去建立一有意義的模式，在其中，失落是被接受的。」(P.31,1975)接下來要問的是，那麼，保存有價值的經驗，使得失落是可接受的，而重建是可能的，這種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呢？麥瑞斯用「衝突的轉化」來描繪這樣一個歷程。
(2)衝突的轉化
麥瑞斯的學習概念說明了他對個體消化現實(assimilating reality)自衛過程的描述，而麥瑞斯的衝突轉化概念則告訴我們消化現實的復元過程是如何發生的。麥瑞斯所描述的這個復元的過程，指出人們如何由哀傷的掙扎中走出來；哀傷，事實上幫助了個體揭露內心潛在的衝突。在個體經歷哀傷的同時，一個衝突轉化的歷程也正發生著，麥瑞斯形容此一轉化歷程如下(transforming process)：
個體經驗到失落的感受而且轉化成二相互衝突矛盾的衝動；
此二相互衝突的衝動是可以被清晰的表達出來的。
當它們被清晰的表達後，一分離過程(aprocess of detachment)就可以產生；在這個過程中，舊有的、熟悉的生命意義由過去個體所擁有的關係中抽離出來，一種延續的感覺因此產生。如此一來，當這些重要的生命意義被抽離出來時，它們就是獨立的，而且可以在未來的新關係中被重建。
上面的歷程也同時是個體渡過並成功處理哀傷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雖然麥瑞斯描述了一衝突轉化歷程；但他並沒有告訴我們，清晰的揭露與表達潛藏的衝突是如何催化了一分離過程的產生。他僅對「衝突」在轉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做了如下的描述：
「衝突是人們行為有力的組織原則；它為了一立即性、暫時性的目標界定了朋友與敵人，好與壞。在同時，經由將一潛藏的矛盾感轉變成二個對立的衝動，因失落而來的內在緊張得以解除……。所以，像哀悼一樣，衝突使生命中的一個轉折戲劇化的發生著，而且它使轉折本身成為一有意義的系列行動，而毋需先預知或指定在轉折中人們該走向那一種適應的模式。」(P.159,1975)
與前一節他將學習概念延伸到一社會結構的分析上相同的是，他也引申「衝突的轉化功能」此一概念，來挑戰我們民主的概念，他說：
「民主代表了在許多互相矛盾著的適應反應中的根本衝突，它們只能在一不斷的、堅持、對抗與協商中走出一條路來。我認為這是現代政府的一主要問題，我們不能僅憑著小心、敏感的設計來解決問題；我們必須要視「衝突」為主要的事情，而由其中發展出對民主的新認識(P.161,1975)
麥瑞斯對衝突轉化的了解是他的理論中最重要的基礎，因為基於這個概念，麥瑞斯不僅對個人，也對社會提出了一個建設性的適應與進步的模式。
3.社會關係再生產
由上面的描述，麥瑞斯的理論可以被視為是一了解成人生命重要轉折的理論架構；而當他探究成人生命中的轉折經驗時，他在個人與社會的層面上，發現了一個學習的固定化歷程。然後，因為他主要的興趣在於成熟的成人這種固定學習過程所帶給個體與社會的影響及後果，他的研究路線便走向了個人面對現實的自衛與復元歷程，以及與個體處理現實方式相一致的社會結構發展。在麥瑞斯建構與形成他的理論的過程中，他對意義結構完形功能此一特質的確認，導引了他走向對人類行動與意義關連性這個領域的探討。他開始發現人有需要去建立一個行動與意義間和諧的關係；在這一維持和諧的需要之下是二相互矛盾的生存衝動；它們是必須經由衝突的形式來解決與過渡的。總括來說，我們可以如下界定麥瑞斯的理論：由意義與行動整合與否的眼光來看待個人轉折發展的一理論架構。
由麥瑞斯發展其理念的順序上，可以了解意義與行動整合的概念是後於其學習概念而產生的，那麼當他認識到意義與行動間的關連時，他原先對學習的看法是如何被影響及重新建構呢？麥瑞斯在他一九八二年「社區計畫與改變概念」一書中所討論到有關「處理社會改變的一個新設計」，便反映了他由意義與行動整合的眼光來思考個人與社會學習及改變的問題；麥瑞斯認為社會改變的理想，涉及了─改變社會關係的過程，而非只是企圖去改變現存的政治結構。麥瑞斯所描述的一改變社會關係過程的概念是建立在下面二個基本觀念上──社會順從與個人的自由。
(1)了解社會順從
麥瑞斯對社會順從的了解是他處理社會改變設計的一個最基礎的概念。他認為：
「結構分析視社會順從為當然，像是社會系統中意識型態及物質壓力的後果。但在日常生活的應對當中，順從不應被視為當然，一再重複產生某一可信賴模式的關係是常見的、持久的人際現象……。社會關係的再生產是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對某些特定的關係模式注意，並共同經營而形成的。」(P.113,1983)
麥瑞斯視社會順從為社會關係的再生產，使他的社會改變理論不同於結構分析的眼光。麥瑞斯的社會改變理論是建基於社會關係的範疇中，社會順從是社會關係的某些特定模式，而這些模式是一直被許多個體所重複製造的，我們每個人被這些關係模式所限制住，但它們的形式也是我們的責任。麥瑞斯對每個人每日行動與社會關係的固定模式之間的關連有如下說明：
「因為每個人都要能預測自己與他人的行為，以便於成功的處理生活中的人際關係，這一強而有力的動力使個人一再的去肯定關係中自己原本熟悉的模式，即使它們是令自己不快樂的，或是不公平的。因為不論是好是壞，這些既存而熟悉的模式是我們曾學習到的用來類別化外在世界複雜現象，而且因為我們需要在生活中尋找意義，我們便為我們所選擇、所順從的模式去辯解。」(P.113,1982)
簡言之，麥瑞斯認為意義結構的功能，即在於它使我們順從的去重複製造社會關係的某些模式。因此，如何去解放個人的行動能力，使他不再順從的重複某類行為而對抗慣有的社會順從，便成為麥瑞斯社會改變理論的精義。
(2)了解個人的力量與自由
視社會順從為個人順從性的行動所一再產生的一種社會關係的模式，以及認明意義結構是影響個人日常行動的機轉，引導了我們了解一個人所可能具有的自由──一種經由與以往順從行動不同的行動而產生另一不同模式的社會關係的自由。麥瑞斯對個人的力量與自由有如下的敘述：
「力量的結構是存在於心理結構的底層──是那些社會成員已被說服去接受了的一套套假設、希望、害怕與需要。只要人們更能拒絕被說服，抵抗脅迫，對假設質疑，要求新的資料，不接受既定的價值與行動規範，人們就具有更大的控制力量來對抗生理上的高壓。任何權威，若它只靠著高壓力一再的製造某一控制性的社會關係，則它是不安全的。」(P.115,1982)麥瑞斯所描繪的社會改變的影像十分簡單──只要每個個人開始去挑戰過去一直主導他們行為的最基本假，而且個體能夠在回應現實時採取不同的行動模式，社會改變便可能產生。簡言之，個人採取不同行動的決定所帶來的後果是社會關係的再製造，而當社會關係的模式改變時，我們想達到的社會改變便可隨即發生。
這種個體所擁有來解放自己以表現不同行動的心理力量，反映在麥瑞斯所描述的道德洞察(moral insight)概念上：「社會關係的再製造，有賴於人們是否一直相信他們必須要順從那些既定的假設，希望與害怕……。控制行為後果的力量，端視道德洞察的說服力。……。一旦人們看到在既存社會關係中。他們是可以去拒絕已建立的行為及協議，所有那些過去被用來符合期望、肯定或為自己順從行為辯解的、巨大的、擴散的社會動力都將被解放，而這股強大的社會動力是開放它自己去重新尋找方向的。」(P.116,1982)
麥瑞斯所描述的道德洞察，一方面有威脅個人原始的意義結構的功能，而且另一方面驅動了個人採取行動為自己的生命尋找新的意義。由意義與行動未整合到整合的學習，涉及一心理歷程，在其中如何走出失落與解決衝突是必須要學習的。
4.小結
做為一個社會科學家，彼得‧麥瑞斯對「為什麼當急遽的社會變遷發生時，有些成人不能吸收與整合他的新的生活經驗」特別感興趣。他的研究使得他了解及描繪出一必要的心理歷程──如果一個成功的生命的轉折(transi-tion) 要能完成，個體必須得渡過他對生命中「失落」(Loss)的害怕與衝突；而通常這種歷程是經由一種「危機」的經驗型式被個體所體認的。這過程是一新的意義，由一消失的既存的人際關係中轉化出來的歷程；在這個歷程中，個體意圖維持過去與展望未來的兩個本能衝動之間的衝突要能得到解決。麥瑞斯的這個觀點激發了他建構一個「處理社會改變」的新設計。粗略來說，他的新設計描繪了一個理想：個體有能力對他們的生命經驗進行回省，並挑戰自己不以社會順從(social onformity)做為自己行動的依歸。他相信社會關係可以被人們自己來重新製造，而人們是有能力來處理社會的改變。
在彼得‧麥瑞斯的工作中，雖然他沒有很清楚的區辦，但二個理論隱約的被形成著：
了解個體生命中重要轉折的理論──個人的轉折被視為一意義尋找與行動整合的過程。
行動的理論──他相信人們可以經由道德洞察力的說服而採取不同於以往社會順從行動的新行動；這些新行動挑戰了過去我們在既定的社會關係模式中賴以行動的基本假設；因此舊有的社會關係模式可以經由個體意義──行動的整合歷程而改變。
很明顯的，麥瑞斯後來的行動理論是建立在他先前的失落與改變的理論之上；但由麥瑞斯已有的描述中，我們並不知道，個體走出失落（或是衝突轉化）的過程是如何與個體採取不同行動的決定相關連著的。更確切的說，藉由道德洞察力來重建社會關係的理想是需要被認真檢核和批判的。社會關係到底反映了人們生活條件、行為習慣及社會制度運轉之間怎樣的關係？這些固定的，既存的關係模式與個體的回省(reflective thinking)與行動能力有怎樣的關連？更重要的，我們如何才能證明與確認我們的確不同於以往而在行動著？我們能夠只依靠著所謂的「道德洞察」而相信自己的新行動的確不同於過去嗎？
生命線在台灣算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輔導機構，同時我認為也是一種成人教育機構。透過機構本身成員的參與、再學習；也在改變，而在電話線的另一端，因著互動而與義工建立了關係，對自己的生命產生一番的學習，更重要的一層是義工透過參與組織，連帶的學習與成長。
生命線走過台灣二十八年，在這樣快速社會變遷的腳步中，原先舊有的經驗如何與新的經驗產生關連，其間，資深者的參與是重要的，當然，參與之餘還要發聲，還要講話，並且對話。
生命線是一個自殺防治機構，這是早年生命線清楚明確的形象，但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的輔導機構陸續以形形色色的面貌出來，並且有專業的輔導行業等等，愈來愈多所謂的專業的框框出現，好像是愈來愈專業化，於是很多人就要去用某一種「治療」取向，才有資格說我是在作輔導工作。
生命線是由民間集體協力形成的組織，來自不同地方的生命線，特別是當你們穿上了不同色彩的背心，充分反映其一定程度的特色。年會讓生命線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讓生命線可以延續、可以轉變，並且還要有發展。就在這樣一個草根性比較強的組織裡，一種所謂的輔導專業，其一定程度變成一種矛盾，而這個矛盾就是要接受某些專業規格的訓練，而我並不認為學會這層規格化的人最會懂人。我曾看過一些草根性較強的義工，他以自身的經驗，透過語言，清楚的傳達一份關注，與對方相互呼應，看來沒有什麼專業的詞藻，也沒有什麼學術水準，就是因為那是生活中的話語，讓對方覺得很貼、很懂，他能跟另一個生命經驗在很短的關係中產生一種連繫，而這樣的連繫是有支持性的、有被感動的經驗，能夠產生一種力量的。
我們服務的對象是打電話進來的人，都是活在台灣當下這個社會裡面，而這些年的變化，使他的生命受到衝擊。也許是婚姻，也許是來問人活著到底幹嘛........，總之，生命不同的經驗都可能透過這個電話進來。那麼，當你接到這樣的電話時，你如何放空你自己，如何去思索，他的生命經驗到底怎麼了，以及如何反映了個人的、家庭的、社會等三個層面的意義。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在訴說個人經驗的時候，我們都可以去想想：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有什麼樣的經驗？為什麼這個時候打電話進來說這些事情，而這三個層面乃是相互滲透，而又相互影響的。
我擬定這個題目一方面想要關照你們，怎麼去想對方身上特有的生命經驗；另一方面，我想到的是你們這個組織，這個將近30年的民間團體。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組織成員的你們，經驗到組織有什麼變化，以及如何透過電話線的成長經驗，能再回到組織的成長。特別是一個草根性較強的組織，它的地區特性如何被包容進來。而這麼一個龐大的組織，在這樣一段漫長的時間流裡，有沒有一些失落的經驗，有沒有一些轉折過程或重新尋找方向的經驗；作為一個參與的成員，在這樣一個成人教育機構，你們所累積參與經驗中的學習，絕對不比你們所服務的對象來得少，甚至絕對是更多。所以在你個人參與裡面，學習意涵的開發有助於兩個層面，一是組織真正的變化、發展、落實；二是你們服務的對象，他們可以從你的參與裡頭，感受到電話另一端的這個人是非常紮實的，因為這個組織是紮實的。
透過生命線的經驗，如果你覺得投入某一組織或某一群體是具有意義感的話，那麼，當一個求助者訴說他生命中遇上一些危機、或婚姻中某一些辛苦的經驗或其他種種，想一想看，對他來說，除這些，難道沒有其他比較有意義的關係嗎？他的朋友在那裡？他有沒有參與一些組織？為什麼你有而他沒有？那麼如果是有，為什麼他跟它的關係不是像你和生命線的關係一樣呢？而你有一個內在的動力，覺得我要去，雖然做了十幾二十年，也好多時候想說不要去了，然而你有不想去就是有矛盾，而這個參與經驗的矛盾，是你要帶著一路反芻，並且要有辦法放回到組織裡去，說不定還有機會推動組織更進步。所以這裡有兩層意義：一是你所服務對象的生命經驗；另一則是你自己作為一個生命線成員，參與這個組織並經驗到組織的變化，都是我希望你們把它放在思考裡面的。
我就這個主題講解時，同時也按著講義進行。人的生命經驗中，必然都會經歷到一種失落矛盾的衝突感。台灣這些年的急速變化，老一點的人常常會說：過去的日子如何如何，現在真是很平順，如果用一種歷史的觀點說是沒有錯，但如果從年輕人的生命角度來看，現代年輕一代所接觸和面對生活中的拉扯和壓力，大概是我們這一代人不能理解的。好比說要花四千元買一雙名牌球鞋，這中間，充滿拉扯與矛盾，也真痛苦，而這些東西建構出來的矛盾與衝突，也許內涵不同，可是活在各種拉扯當中的張力，恐怕比起我們從前的議題和程度，不見得輕鬆。只是以我們的價值角度來看不以為然，而這些東西正是整個變遷社會所帶來的差異。
這裡，我介紹一個理論，這個理論有它的特點，它要瞭解人在社會中的學習，當人經驗到面對一些急促變化、斷裂或失落的經驗時，人到底是怎樣改變的。為什麼有些人經過一些失落或者衝突、斷裂的經驗時，他可以很快的把過去和未來銜接得很好，而有些人在這樣的過程中愈變愈固執。什麼叫固執？固執是這個人永遠抓住自己某一特點或兩個解釋觀點，以不變應萬變，所有的東西，都用這個公式套上去，使活在他周遭的人，非常辛苦。也就是說，當面對生活中一些變化的時候，他執著的抓緊一、兩個自己所能理解、熟悉的角度和觀點，趕快定位下來，這樣就維持了某種穩定，但也因為如此，改變與學習就很難發生。另外：也有些生命是：能夠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性，不會亂套公式，同時對這種曖昧衝突或不安的焦慮，容忍度夠大，所以當這個社會產生一些新的經驗、或者他個人也產出一些特別的經驗或者斷裂的經驗時，他允許自己暫時載浮載沉，然後再去經驗新的東西。
作為成年人，的確辛苦，尤其是在這個社會裡，成年人的學習機構和機會都比較少，多元表現被抑制，作為一個成年人不允許自己狼狽、出軌，或者怪裡怪氣，連偶而穿個不一樣的衣服都要擔心人家怎麼說你、看你，而壓力很大。所以當你偶而看到有些成年人，在他的生命中有一種很強烈的經驗，甚至是整個人混亂，看起來很狼狽，我會覺得那是生命中重要的轉變，換句話說，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幾十年都是一個樣子，有沒有允許自己有一些空間是可以去摸索、去遊盪的，有時也可以把一些僵化的角色要求，暫時放下，或許當你這麼去做的時候，跟你緊密生活的家人、朋友，會因為你的變化，感受到威脅，可是換個角度看，說不定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剌激，相對的，也會有某種能力出來。而這樣的議題是我們今天的課程所思所想的。就是當這個生命經驗，有一些變化產生時，人怎麼去迎接它？
此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其研究對象不僅是諮商式的病人或個案；他鎖定兩群人：一群是當生命中面對強烈的失落感，如喪偶的鰥夫或寡婦，當家中一個重要意義的人死掉時，重要的是：人在經驗生命中重要的轉折，痛苦是必然的，同時也在面對過去的經驗，看看有否可能從過去的經驗找出一些有意義的方向往前走；另外，還有研究的一群人，此時對台灣有特別的觀照性：即是在急速變遷的工業化或都市化裡面的人群。作者當時研究對象為非洲奈及利亞的貧民窟，以及美國貧民窟的清除運動。
而甫發生於台北市第十四、十五號公園正是個例子：在都市發展過程中，市長企圖把它變成國際化的城市，腳步倉促，結果是一批老芋仔就被清除掉，而這樣的事件並非台灣特有的經驗，這位社會心理學家，當時就是針對這些經驗進行一些瞭解；除此，二二八的政治事件中，它在強烈衝突下的失落意義感，處在一個政治禁忌的社會當中，當時怎麼被處理的？人們又是怎麼挾帶著它走過來的，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中非常豐富的經驗，而台灣，有其一定程度是一個非常豐富的社會實驗室，因為我們壓縮的在進行各種經驗的奇蹟，而這些奇蹟也都在這個島上發生了：包括世紀環保最嚴重的污染、全世界近視比例最高、政黨民代大打出手上國際螢幕頻率名列前茅........，台灣集諸多之最，而這些經驗都表示這個社會的各種變化，不斷擠壓在我們的身上。
究竟我們如何看待這些經驗，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行動所作的選擇，即是反映我們的思考，就是讓大家的經驗在團體的空間出現對話，讓團體作決定，一定程度反映我們共同生命經驗的思考。而本篇文章的意義，即是在成人學習時，關照了兩個層面，其一是個人層面，另一則是社會的結構。要知道各種制度和結構是我們人去設計、支持的，所以千萬不能逃避說：這是制度性問題，沒有用啦！很多時候，社會的制度和結構是跟我們人在心理的經驗以及心理機制平行的，此乃作者核心的觀點。
我很早就跟你們一樣，參與所謂的社會輔導工作，我自認是第一代如生命線、張老師這樣的組織和本土經驗養大的人。一路走來，接電話是我最大的啟蒙，而當時年紀輕，什麼都不懂，自己還撐著要幫人，幫了之後，自己也在反省，且思考這個社會到底是怎麼樣的社會，如何更進入這個社會不同的角落，以便於瞭解當一個個體產生某種痛苦的時候，他反映了這個社會那些面貌？就在十年前，我有一個機會和一個空間開始想，我希望找到一些知識和一些方法，而這些知識和方法不只停留在一般性的治療理論，我希望有一種穿透性的知識和方法，讓我把個人和社會以及群體之間能夠串聯起來，這樣子，當我看到每一個個人的時候，同時也看到整個台灣，而這個視野是活的，就是在這個動機下，我自己去唸這些東西，並且試著把它整理，同時也在想台灣的變化以及台灣的歷史。
解嚴以前的台灣，那時正像一鍋正在煮但還沒有煮沸的稀飯一樣，你可以清楚感覺到下面有一些動力，當時，台灣原有的一些幾十年固定的結構，開始鬆動了，正如講義四十三頁中這段談失落中的學習，主要指人類面對改變時候的掙扎，而面對掙扎的意義是什麼？以及面對不一樣經驗會有的威脅感，這些真實的情況，不需要去迴避。作者是嘗試去理解這種掙扎的心理歷程，他發現這種掙扎的經驗，個人必須去適應，且不僅只是適應，還要能夠去發展它，同時還要有社會意義。換句話說，如果每個人在面對這種變動的經驗，很快的就用一種舊有模式套上去回應，去把它擺平的話，那麼，這個社會的結構面也會出現一種包括政治體制，也包括我們設計出來的所謂制度，去抑制它的發展，當然，這樣很快就把它穩定下來。而就一個組織來說，假設一個組織面對社會變革時，它必須轉型，而當這個轉型到來時，內部的矛盾怎麼去面對，是很快的就有人決定怎麼走，那麼其他的聲音有沒有機會出來？或者是允許有一個過程，讓大多數的聲音出來，然後再思考怎麼把過去和未來作個銜接。
接著作者用兩種模式闡述：它分為兩類，乃是方便我們理解，一為吸收現實的保守衝動；另一則是消化現實的復原歷程。作者描述人在面對威脅感、面對大變動以及不連續經驗的時候，一定都會出現這兩種情況，而非那一種好、壞的問題，他只是要告訴你，當個人或者社會面臨變革時，都會挾帶著這兩種歷程掙扎地前進。
那麼，我們如何處理這種矛盾的拉扯，其實，任何的保守都是當我們面對變化會有的衝動，而這個衝動是什麼呢？唯其人必須重整自己，面對一些新的經歷，特別是當舊有的經驗不足以吸收，為了重組，必須對原有東西的重整和解構，而有些東西會覺得無法理解，如過去認為是對的，而現在要鬆掉，更覺得需要仔細的去思考，所以過程不會這麼快，就像你會看到某些人失戀，帶著一個經驗多少年，甚至有些到了中年才恍然大悟。也就是說，帶著一組你不太理解的經驗，與它共存。保留一種空間，有些事情是可以暫時無解的。
而許多時候我們也常會逃避問題，乃是因為自己無法重組和吸收外在的經驗，很快就用熟悉的東西把事情解決掉。比方我們在面對關係的改變或經濟上產生危機，即將面臨崩潰，此時的處理，為了存活應付，你會有一些怎樣活下去的應變策略，可是有些經驗對你來說是問號，而這個問號，你能否帶著它走，並且不斷拿出來思考、反芻，或者是你覺得實在痛苦，趕快把它包好，放在書架上。也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在電話線上也做同樣的事情。談完後，也許對方會說：謝謝你，我現在知道怎麼做了。意思是說：你提供我一個簡潔解釋的角度，讓我知道如何把它歸類。如果是這樣的話，很可能你真的提供了一個簡單的歸因，但對於他的思考，沒有幫助。重要的是他需要自主，而你很快替他擺平，他也很感謝，因為這個擺平的人是社會上不知名的權威，於是他把責任推給你，如果真是這樣，他生命中下次再來的困境，仍然是舊有模式重複因應。
其實人都會希求一種基本的穩定，所以當我們在面對生活中的變動時，總會習慣地把家裡的擺設變化一下、掛個座右銘什麼的，吸吸氣、聽一首熟悉的音樂...............，這些都是極其自然的調適，因為我們實在需要某種程度的跳脫，問題的重點是，如果我們繼續迴避下去，那麼成人的學習、變化就不會產生。
在四十四頁上，提到所謂的保守衝動，是指我們很快用舊有的方法來解釋新的經驗；然後在鞏固過程提出一個新的概念，說明鞏固過程是人們習慣於在面對一些威脅、噯昧、不安全的時候，很快就以一個固定架構解釋它，而這樣就把這個經驗固定，其實還不只是固定住，同時還會去設定一些團體的、組織的制度，以作為鞏固的過程，去形成一個保護的網絡，使我們習慣的東西不被威脅到。
有時在一個團體或組織產生變革時，會有兩股力量出現，一股是新興挑戰老人的勢利，而此時老人會說：生命線傳統是重要的，這個東西是不能喪失的；而新人也會說，這個要改，那個要變以及應該如何如何...........而當面對改變所帶來的矛盾產生時，重要的是有沒有空間坐下來對話，什麼是傳統的，而那些東西是真正傳統的意涵？而新的東西又是指什麼？這兩者之間可以讓它們對話，且更清楚，說不定對話之後，彼此會有一些新的概念和名詞，也不叫老的傳統，也不叫新的需要，而是另外的意義。但如果沒有對話和思考的空間，人很容易就進行分類和標籤化，而分類、標籤化之後呢又會變成什麼？通常在一個團體或組織裡，誰擁有決策權力或進入決策的位置，就會用他的分類來作決定，台灣這麼多年來，有這麼多的民間組織，而這些草根性的民間組織相當活絡，而活絡之後，是否就會進步呢？答案是不見得。其實很多人民團體運作的邏輯跟我們社會決策參與的方式沒有太大的差別，最後，總是擁有決策的某些人，他的權力決定了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該往那裡走？所以鞏固過程說的是：當我們遭受生命中的重大挫折或生命斷裂、衝突時，我們是怎樣的在面對和處理，透過你的言行、透過團體的參與，透過你的態度而表達出來，去支持某些東西的進步或支持某些東西不進步。作者同時也特別強調情感部分，他說，當人在面對變化發生的時候，我們的情感是首當其衝，因為面對威脅感，你熟悉的東西沒有了連繫，你覺得原來的愛沒有了，原來的某種安全感以及被尊重的感覺沒有了，而這些「感覺」是首先要被對待的、被尊重的，且要有空間出現。當我們在進行面對一些痛苦經驗的整理，對方如果沒有對這種感覺進行充分的尊重，這一關就很可能過不去，好比我們在許多衝突關係中聽到的：就是對你的態度我不同意。
社會極其複雜，每個人均有其強烈的情感面，如二二八事件，當其紀念碑被塗得亂七八糟時，可能說明某些情感沒有過去，而「過去」並不是嘴裡說說即可，或者來個和平祈禱的儀式就算了，而是要真正下到社會各角落都有空間；同樣的，一個組織在轉變的過程中，當有不同聲音出來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去創造對話的空間。而鞏固過程概念的提出，乃是透過個人的言行舉止跟一個環境，以及制度面的關係以及團體的參與。總之，情感是首先要被對待的，不管憤怒或不滿，要讓它有空間在，否則當我們失去一向習慣獲得意義的目標和情結的依附，那是非常有威脅感的，而這種威脅感就會產生害怕的感覺，害怕心理面臨一個鬆動的結構，原來很快可以理解的事，現在卻不太能夠理解，心理也不太能整合。談到整合，其實不整合正是人最重要的經驗，我們也要允許自己不太能夠被整合起來，有一點被吊在半空中的感覺，帶著它走，分裂的經驗沒有什麼不好，只要日常生活還能因應，保持某種分裂的感覺與自己的內在對話。這些都是作者所講的學習必然的內在歷程。另外在四十五頁上還提到兩種學習方式：一種是學習的延伸，一種是經驗的限制，此二者均指出當人們面對威脅時，一種是保守鞏固，另一種則是奪取空間以及面對失落感、面對矛盾。
在四十六頁上談到：充分消化現實復元歷程，作者用歷程二字，是在強調事情不是一朝一夕成就的，有時一份傷痛要帶著五年的，不要覺得五年天空都是灰色的，換句話說，這是必然的歷程，要有空間來承受這種失落的改變。作者同時又提到，當面對分裂性的改變和不連續的危機時，人都會有哀傷和失落的矛盾，而矛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如何讓矛盾浮顯出來，中國人的文化很習慣去讓矛盾很快就沒有，在團體中特別容易看到的情況是和事佬，家庭中也容易有這樣的角色，因為家和萬事興，問題乃是萬事和或萬事壓抑，重要的是能面對自己的矛盾，還要有能力摸到自己的矛盾，而矛盾一定涉及對立兩個拉扯力量，必要釐清這個力量是什麼，那個力量又是什麼？而很多時候，你在電話線上也是在做這樣的工作，透過電話線，協助對方找到一個空間，讓對方能捕捉他自己經驗到的痛苦，那痛苦是什麼？喜歡的又是什麼？難過的是什麼？矛盾的是什麼？當然，你自己更要去問生命中的矛盾經驗，有沒有給空間去經驗它，並且去尊重這個矛盾。而失落心情表達了人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一個心理衝突，矛盾只是一種形式。
譬如有的人失戀或另一半走掉了，這並不意味生命中就沒有愛了，可是因為你過去花了這麼多的心力投入，所以你對自己的投入突然覺得沒有價值，我到底在幹什麼？這是對自己的懷疑和否定，此時，需要回到自己的經驗來理解，這種感覺是混雜的，有時會用一種表面的假象說：我被人拒絕了，沒人愛好可憐，其實下面的東西正是作者所強調的：對哀傷、憤怒和失落感，要先掌握住，讓心理的矛盾衝突能被自己理解，甚至有能力把這樣的矛盾、衝突表達出來。有時人很難去面對自己這個衝突，那是因為自己內在的矛盾沒有先經驗和體認。所以必要先去體認這個矛盾感，然後你在一個人的關係中表達我的矛盾是什麼？為什麼這樣的痛苦，而那痛苦又是什麼？透過一種矛盾的表達變成一種衝突的形式，使其真正接觸和對話，以便於不同的理解可以產生，若不如此，如何去拓展自己狹隘固定的形式呢！總之，從個體生命經驗當中，去處理一些劇烈的變化或衝突的矛盾，然後再跨到社會層次，這是成人學習的課題。
討論部分
一、Q:請教有關精神類個案及逐漸增多原因，如何理解?
A:解嚴之後的台灣，社會有更大的空間，各種想法都比較可以上抬面，可是精神性的個案反而愈來愈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社會急速變動，而有些變動讓人覺混亂、迷惑，有時走在街上，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自己都會覺得好像神經病一樣，也許有人會因而打電話進來說說幾句。究竟你們對精神類個案如何去分類，這是個問題。有一點，現在社會跟從前大不相同了，一個制式的東西被鬆掉，這過程，原先有的東西沒有被處理，譬如原來沒有機會發展的疑問，沒有機會發展的思考，紛紛冒上來。
至於對精神類個案，除了要增加對精神醫學的理解，還要學習如何作判斷，以便把這樣的問題放大，對這樣的現象可以尋求更多的資源來思考，而發展出來的教育也會更多元。除此，生命本身可以自己辦研討會，也可以透過不同地區的此類個案集合起來，作個研究，說不定你們能提供第一手有價值的資料，這也是你們草根性的組織可以提供的貢獻。
社會急速轉型，多元的空間出現，而人的腦袋瓜也五花八門，但卻沒有一種更細緻的教育歷程可以提供協助，種種亂象也層出不窮，面對這些亂象，不僅不能非常窄化立即分類，相反地，我們可以形成比較豐富及不一樣的理解，暢通思考的管道，想想看，對這些現象，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有那些方法可以提供協助，也可以針對這樣的問題設計不同的工作坊、以及針對某一些社會變化的主題進行商討。
其實作為一個專家，我也一直在矛盾，這種非第一線工作者的專家，從學理到經驗，或者從經驗到學理，都已做了多層的抽離，其實我希望的工作坊，是從你們身上攜帶豐富的直接經驗，假設再辦一個工作坊，你們可以帶來各地區五花八門的分類紀錄表，說不定可以從這些成年個案身上去探討，那些是個案經驗無法消化、理解的，而當這些東西，新的理解到來時，很自然的，創造力就會源源出來。
二、Q:我有一位同學，她的先生今年自殺死亡，四十八歲，我的同學非常哀傷，先生因升職問題走上絕路，事後太太非常難過，我一直想幫她，請問要多少時間才能幫她走出來？
A:自殺有各種不同的狀況，對於一個中年男人因升職問題而自殺，升遷象徵的是自尊，尊嚴被否定，覺得前面做的到底幹嘛！還會有機會嗎？對當事人來講是很嚴重的問題。不同原因的生命結束，有其不同的意涵。而生命線是自殺防治機構，這些年來，不知道有沒有累積關於台灣社會自殺的一些特定經驗。
對於妳朋友的先生-------一個四十八歲的中年男子的自殺，如果你很難理解或很難懂的話，妳也很難幫她懂。有些男人走到中年，特別是按步就班的，一步一腳印往上走的男人，走到一個地步，該他的沒有，他這口氣吞不下，當然可能還有其他種種原因，我們也無法回答要多久她才能走出來，搞不好一輩子也無法過去，如果她沒有學習理解的話，可能到自己終了的時候，還有一股怨氣，說害得我這麼辛苦，但如果有一些管道協助，也許可以有助於她的理解。而其實理解之後也不見得愉快，說不定她回頭看自己的婚姻，反而自責：為什麼幾十年的婚姻我沒有幫上忙，為什麼他會集中焦點在升職問題上面，為什麼之前我不知道........。而這樣的反覆思量都不是壞事，這些都是讓她的生命經驗在一個男人死後，有一個比較深刻的一種面對，不過，這是不好受的。
就生命線而言，對某一種不解的東西，更去探究一些現象，形成屬於我們自己的主題，這才是最重要的。
三、Q:我不能很快的瞭解案主，要怎麼樣有效的幫助案主？
A:這裡有兩層意義，一是當自己經歷到一些痛苦時，有沒有辦法很快就走出來，另一點是你能否很快幫上忙。對這兩方面我都覺得不容易。但你沒有辦法很快瞭解他、並不代表你沒有辦法協助他。對前面那位義工來講，她不懂那位48歲的男人為什麼會自殺，所以當她的同學打電話給她時，她也跟著那位同學同樣陷入因境，不錯，她不見得能很快搞懂，可是她可以有效的陪著這位朋友進行對這個問號的探索，所以有效的關係不見得要很快就搞懂。這一點我先釐清，先鬆你的綁，不要覺得很快的搞懂才能很快的助人。有些人覺得很快就懂了，反而完蛋，因為你會很快就給藥方，結果給錯了，我比較想回應的是：生命線有沒有辦法讓這些疑問變成一種素材？
至於有效的能力就是帶著自己與自己的疑問，不斷的對話，還要把自己對話的過程和狀況跟周遭的人進行對照。沒有人會告訢你那一條路比較快、比較好，而當生命線有更大的包容性肚量時，你們透過電話散發出來的豐富性愈是可觀。
四、Q:假如我的是配偶雙性戀或同性戀，我如何來面對我的配偶？又：同性戀者最需要的是社會群眾的支持，特別是他最親蜜的家人，如果他的配偶都不支持他，那麼還有誰會支持他，他如何走過來？
A:有一對失妻，其中有一位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你認為他最需要的是配偶的支持，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並不容易找到支持，所以你認為如果最親密的人都不支持他，那麼，他要如何走過來？這裡，我想問的是：很多人在婚姻中有很親密的支持嗎？還是親密的敵人？不要說是同性戀或異性戀，一般的老夫老妻也不見得找得到支持，不過是生活的伴而已，所以你的推理不容易成立。說實在的，如果當事人是同性戀或異性戀，他早就經歷過周圍親密的人不僅不支持，且是對立的，所以在這方面，他的承受力絕對比你強，因為他從小到大就知道他的性別認同不能說出來，所以他早就學會孤獨，並且絕對有一些辦法穿透某些東西去尋找某種支持，包括可能與他相同性別取向者，而他會打電話來，就表示他知道如何使用一個電話線求取一個支持，他更渴望社會能夠給予接納。所以，你的態度及你的關心足以代表大的社會的一小部分的表態，讓他感覺有被接納的空間，使他的某些困難更有機會表達以及更有機會健康的成長或轉化，同時也更有機會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五、Q:義工的角色定位如何？
A:我是義工，我不是專家，但我的經驗是什麼，讓自己在這個地方活起來。而義工是什麼，義工是生活經驗學習轉化的助人者，就好比你們坐在這裡，聽取好多人的經驗，你負責思考，不斷的進行學習，進行轉化，把前一年的經驗轉化到第二年，當你再接電話時，就更有能力協助人。如果你們有一百個義工，那麼，就有一百個不一樣的面貌，方式不一樣，傳達的習慣語言不一樣，透過電話，把自己聽到的以及經歷到的，負責消化，把它化為電話關係的助人力量。
六、Q:生命線義工在接電話時，雖然知道個案的困難，也知道他的重點在那裡，但我們不能直接給答案，那麼我們如何用我們的智慧、經驗激發案主他本人的潛能，讓他有新的思考能力？
A:生命線義工接受訓練時，告訴你們不要給對方答案。如果這樣，一些寶貴的經驗就都無法使用，這會陷入兩難困境。在此，有必要分辨一下，前面說過，你們是生活經驗的學習者、轉化者，你是可以分享你的生命，但是案主的生命經驗答案是他自己去尋找的。有時候，那種學院派出身的總會說：糟糕，他又在講自己的經驗了，我倒覺得不必那麼害怕，重要的是你們要把這些豐富的經驗隨時隨地作連繫、整理，同時也要挑戰到當你用自己的經驗分享時，如何讓對方繼續出現，如果你發現分享完了，對方也沉寂不見了，那你就得對自己的分享格外小心。總之，你可以提供個人的生命經驗，但案主也要自主地去尋找他自己生命經驗的答案，而這種過程如何讓它有辯證空間，就在你跟他的談話中發生，這就是藝術了。
我要協談